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10月10日，心理卫生专家在鸟巢西侧广场为北京市民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指导时发现，焦虑是市民咨询最多的问题。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人民网10月21日）

　　有人说，现在已经进入“全民焦虑”的时代，更认为是转型期社会的必然，但一则流传广泛的微博———“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增加工资老板又不同意……”——— 告诉我们：我国民众的焦虑既与社会转型有关，但更多的是与公平、安全、社会流动机会匮乏、社会结构失衡有关，恰恰是后者催生了“全民焦虑”这一时代标志。

　　社会焦虑是指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这一紧张心理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学者刘易斯·A·科瑟明确指出，“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这恰恰可以成为“全民焦虑”的注解。笔者以为，“全民焦虑”之下，足以表明我们的社会焦虑早已超出了个体社会交往的层面，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当下社会，无论是穷人、百姓还是富人、官员都似乎患上了“社会焦虑症”。既有就业焦虑、住房焦虑、婚姻焦虑、职业焦虑，又有身份焦虑、经济焦虑等。可以说，普遍的焦虑感，已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如果不加以重视，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如降低社会凝聚力，损伤社会和谐程度，降低民众幸福感和对未来的预期，破坏社会公共价值，最终必然是社会风险增加和民众不安全感上升。

　　正因为如此，在笔者看来，必须打通舒缓“全民焦虑”的制度化通道。社会学常识启示我们，大部分民众在寻求解决社会焦虑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即使有个体完全可以胜任的解决方案，也希望得到来自外部的援助。这是建立消解民众焦虑制度化通道的理论支撑，同时，就政府责任和义务来说，也应主动消解民众焦虑，惟有个体焦虑的消解，才意味着社会焦虑的消失和和谐社会的建立。

　　就笔者的观点，当下应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安全阀的功能。安全阀的功能就在于以制度化的渠道减弱社会焦虑的强度，或者是让紧张的情绪释放出来，以促进社会稳定。二是建立利益表达和舆情反映机制，为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失衡提供条件。三是让民众“有处说话”，建立社会冲突和风险的应对机制，通过合法的方式让人的焦虑情绪得到释放。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公平和财富合理分配的支撑。

　　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认为，社会普遍焦虑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生活最为水深火热或个人生活普遍焦头烂额的时候，甚至有时这倒是向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转型的征兆。因此，在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从社会心态培育角度切入，防止社会结构失衡严重化，打通制度化舒缓“全民焦虑”的通道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